Psychiatric survivors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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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伊万 | 校对：塗尔干 |
内容
1 历史
1.1 先行者
1.2 20世纪早期
1.3 1950至1970年代
1.4 1980至1990年代
2 当代的运动
3 影响
4 请参阅
5 参考
6 外部链接
精神科幸存者运动（更广泛的称为消费者/幸存者/前病人运动）是一个多样化的由现在使用精神卫生服务（被称为消费者或服务使用者），或者受精神科干预的幸存者，或者是精神卫生服务的前病人的联合。
精神科幸存者运动起源于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民权运动和一些前病人经历的精神科凌虐的个人历史。幸存者运动的智力发展成果的主要文本，至少在美国，是Judi Chamberlin的1978年的文章《靠我们自己：精神卫生系统的病人控制性替代方案》。Chamberlin是一个前病人和“精神病人解放前线”的联合创建人。围绕着前病人时事通讯《Dendron》，in 1988后期，来自几个主要国家和草根精神科幸存者团体的领导人觉得需要成立一个关注精神卫生系统的问题的独立的人权联盟。“支持同盟国际（SCI）”在那年成立。SCI的首个公开行动是于1990年5月，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年会于纽约举行的同时，举行了一个反对其的会议和抗议活动（直接在年会外面）。2005年，SCI把它的名字改为“思想自由国际”，David W.Oaks是负责人。
共同主题是“精神病学的权力再讨论”，权利保护和倡导，和自主决策。在运动积极分子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享有共同的身份的同时，他们的观点形成了这样一个连续体——与精神科治疗和对不同水平抵抗或不同水平的患病状态有关的从保守到激进的观点。
现代精神卫生服务领域的自助和倡导运动在1970年代发展起来，但是前精神病人已经为改变法律、治疗、服务和公共政策斗争了好几个世纪。“精神病学最坚持不渝的批评者总是精神病院的前病人”，虽然很少数人能够公开他们的故事或者公然地直面精神科机构，并且那些这样做的通常被认为他们的指控是那么的极端，以致他们很少能获得信誉。1620年，在英格兰，臭名昭著的环境恶劣的Bethlem医院的病人们联合起来并向上议院发了一封“在疯人院的的可怜的受精神困扰的人的请愿书（与居住者的环境有关）”。在18世纪，一些前病人发行小册子反抗精神病系统，像Samuel Bruckshaw（1774年），关于“私人精神病院的极不公正的凌虐”，和William Belcher（1796年）用他的“关于人道的演讲，包括给Munro医生的信，制造精神失常者的证据、真正在笑的鬣狗素描”。这样的改革者的努力通常被精神病院负责人和医生所反对。
在18世纪末叶，道德的治疗改革发展起来，它们的起源在某种程度上基于法国的由前病人转变成医院主管的Jean-Baptiste Pussin和他的妻子Margueritte的方法。在英格兰，从1848年，“所谓的精神病人朋友协会”为争取影响广泛的对精神病院系统和道德治疗方法滥用的改革而斗争。在美国，Opal（1851-1860）是一份由在纽约的尤蒂卡州立精神病院的病人创办的十册的期刊，它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早期解放运动。从1868年开始，Elizabeth Packard，“反精神病院协会”的创始人，发行了一系列书和小册子，描述她在伊利诺伊州精神病院的经历，她是被她的丈夫送去收治的。
20世纪早期
几十年以后，另一位前精神病人，Clifford W. Beers创立了“国家精神卫生委员会”，最终变成国家精神卫生协会。Beers寻求改善接受公共精神科护理的个人的困境，特别是那些被州立机构收治的病人。他的书《一个找到它自己的心灵》（1908），描述了他患精神病和他在精神病院遭遇的治疗的经历。Beer的工作激起公众对于更加负责任的护理和治疗的兴趣。然而，虽然Beers刚开始就病人忍受虐待谴责精神病医生，并憧憬更多前病人加入到运动中，但是他受到Adolf Meyer和精神病机构的影响，并且因为他需要他们支持改革，所以他缓和了敌意。他对于富有的捐赠者的依赖，和他对于专家的批准的需要，使他把他协助建立的组织移交给精神病医生。在英国，“国家精神失常法律改革协会”在1920年由愤怒的前病人建立，他们对受到当局傲慢地轻视他们的经历和抱怨的、对实际上是监禁和惩罚性做法使用医学上的“弄虚作假”伎俩充满了厌烦。1922年，前病人Rachel Grant-Smith通过发行《一个精神病人的经历》，加强要求对于她曾遭受的疏于照顾和凌虐的系统的改革。
“我们不孤独”（WANA）在1940年代中期到末期由在纽约的Rockland州立医院（现在的Rockland精神病中心）的一群病人创建，并且继续作为一个前病人团体开会。他们的目标是提供支持和建议，和帮助其他人从困难的医院到社区达成过渡。到1950年代早期，WANA由精神卫生专业人士接管后，它解散了，专业人士把它转变成活泉会所——一个为离开州立精神机构的人们提供社会心理康复的服务机构。WANA的创建者们发现他们自己被有资金和影响力的专业人士推到一边，专业人士使他们成为新组织的“会员”（需要引述）。在那段时期，接受精神科治疗的人把自己的身份定为病人，而这个术语作为一个自我描述，直到1970年代都普遍没有受到挑战。一些卫生保健工作人员居高临下的态度导致现有和前病人产生愤恨，最终在开始于1970年代早期的更富于战斗精神的团体中找到了表达。 因为起源于自由社会变迁时期的改革者，而且对其他相对于有权力的精英团体而言的受害者不是那么有吸引力，所以当早期的改革者的能量或者影响力衰落时，精神病人又基本上再度无依无靠和被遗忘。
1950年代到1970年代
1950年代，经历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和电击疗法的减少。这些过去常常与以基本道德准则、有害影响或者虐待为理由的忧虑和遭到许多反对相联系。接近1960年代，精神科药物得到广泛应用，也造成与不良反应和使用不当相关的争议。也有相关的从大型精神科机构搬走到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后来变成彻底的“去机构化”），这样做有时候赋权于服务使用者，虽然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经常是不足的。 在1960年代，一个挑战主流精神医学的基本主张和做法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崭露头角。这时期的“曾经病人”运动，对于反传统精神病学思想，有贡献，而大部分是受到这种思想影响，但也已经被描述为有自己的议事日程，被描述为人文主义的社会主义。有一段时间，运动与“激进的治疗师”共享目标和做法，这些治疗师们有成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然而，消费者/幸存者/前病人们渐渐地感觉到这些激进的治疗师们并不一定与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并且正在指手划脚的，为了保持独立性脱离了他们。
到1970年代，妇女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和残疾人权利运动已经兴起。在这种背景下，前精神病人开始组织具有为争取病人权利为共同目标和反对强迫治疗、污名和歧视的团体，并且经常促进由病人运作的服务，以作为传统精神卫生系统的替代方案。不同于专业的精神卫生服务通常基于医疗模式，病人运作服务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拥有相似的经历的个人可以通过自助或互相支持的方式，帮助他们，也可以互相帮助。许多组织这些早期团体的个人把他们自己看作精神科幸存者。他们的团体的名字像这样：“精神病解放前线”和“反精神病学侵犯网络”。
Dorothy Weiner 和其他大概十个人，包括Tom Wittick，1970年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建立了“疯癫 解放前线”。尽管它只持续了6个月，它在北美前病人团体的历史中有着显著的影响力。精神病机构的曾经居住者们正在组织起来的消息被传到了北美的其他地方。像Howard Geld这样的个人，因为他吹口琴，被称为Howie the Harp，于1971年离开他曾经参与的“精神病解放前线”（ILF）所在地波特兰，回到他土生土长的纽约去帮助建立“精神病人解放计划”。在1970年代早期，幸存者团体扩散到加州、纽约和波士顿，它们主要反精神病学，反对强迫性治疗，包括强迫性用药、电击治疗和非自愿收治。1972年，加拿大首个有组织的团体，“精神病人协会”，开始发行《简而言之》，而在美国第一份前病人主编的首个全国性刊物《疯狂网络消息》，在奥克兰发行，持续直到1986年。
在这个时候，一些全女性团体，像“反对精神病学侵犯妇女”于1975年在旧金山成立。 1978年，Judi Chamberlain的书《靠我们自己：精神卫生系统的病人控制性替代方案》发行了。它变成精神科幸存者运动的标准文本，在书里Chamberlain创造了新词汇“精神主义”。 运动的主要发言人被泛泛地描述为大部分是白人、中产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迹象表明其他积极分子经常更加的无政府主义的和反资本主义的，感到更加与社会隔绝和更加像一个少数群体，他们与穷人、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囚犯和同性恋权利者更加一样，而不是白人中产阶级。领导人有时候被认为仅仅是改革者，和因为他们的处在社会里“阶级分化的位置”，不了解穷人的问题。“激进分子”在产生精神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里寻求解决方法看不到意义。然而，他们是因为都把社会和精神科的霸权为问题，才走到一起做事，而不是仅仅因为被贴了”精神病“的标签。
一些积极分子谴责任何情况下的精神病学，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然而其他人相信人们有权利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精神科治疗。自愿性精神疗法，在那时主要是精神分析，因此没有像肉体疗法一样受到严重攻击。前病人们强调来自其他病人的个体支持；他们支持自信、解放和平等；并且他们倡导由使用者控制的服务，以作为完全自愿连续体的一部分。然而，虽然运动拥护平等主义并反对领导的概念，据说它已经发展一个知名的、善于表达，并且有读写能力的男男女女参与写作、交谈、组织和通讯的骨干队伍。作为大部分来自于1960年代反抗的、民粹主义、反精英情绪的产物，他们主要努力是为自主决策和依靠自我作斗争。总的来说，一些精神病医生的工作，同样也是 缺少（来自）精神病机构的批评，被解释为丧失了“不做伤害”的道德责任。幸存者们对于精神病医生职业产生气愤和不满，他们（精神病医生）有权威把他们（幸存者）标签为“精神病人”，并且将他们当作幼儿对待，以及漠视他们的意愿。
1980年代和1990年代
到1980年代，认为自己是精神卫生服务的“消费者”、而不是被动的“病人”的个人开始组织自助/自倡导团体和消费者运营的服务。在拥有一些早期运动的共同目标的同时，消费者团体没有寻求废除传统精神卫生系统，他们相信它是必需的。反倒是，他们要求改革它，并且有更多的选择。消费者团体鼓励他们的成员尽可能多地学习关于精神卫生系统，以便他们可以获得可用的最好的服务和治疗。1985年，国家精神卫生消费者协会在美国成立。 1986年，一份关于幸存者运动在美国的发展的报告指出“现在有三个全国性组织”，说到‘保守人士’创办了国家精神卫生消费者协会………‘温和人士’创办了国家精神病人联盟……‘激进分子’的组织叫做废除精神病学网络”。然而，许多人感到他们在经历精神科系统和它的治疗后幸存下来，并不满被叫做消费者。美国的国家精神病人协会变成了国家精神科幸存者协会。从1980年到1990年，在多伦多，前（精神病院）居住者发行《凤凰涅磐：被精神病者的声音》，因它的反精神病学的立场而闻名于加拿大。
在1988年后期，来自几个主要国家和草根精神科幸存者团体的领导人决定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联盟，而在1988年支持联盟国际(SCI)成立了，后来变成了思想自由国际。而且，像世界精神科使用者联盟——一个精神卫生服务接受者国际组织——一样，世界精神科使用者和幸存者网络（WNUSP）,于1991年成立了。 特别在紧随“去机构化”（将犯人从监狱或将病人从精神病院释放到周围社会中）之后，据说强调自愿参与到服务中已经向运动提出问题，因为社区服务碎片化和许多处于痛苦精神状态中的个人被投入监狱或者在社区服务中被再机构化，或者变成无家可归，经常不信任和拒绝任何帮助。 科学新闻记者Robert Whitaker总结道，病人权利团体已经持续几十年大声反对精神科滥用——折磨人的治疗、自由和尊严的失去、隔离和拘束的滥用、由药物引起的神经损伤——的结论，但这些还是精神卫生系统和他人的谴责和摒弃。阅读关于他们遭受的的经历，被描述为可以与阅读大屠杀幸存者的故事相比。精神卫生服务的接受者要求对他们自己的治疗的控制，并且寻求对精神卫生系统和社会观点的影响。
当代的运动
2002年，美国的精神卫生相互支持团体(MSG)、自主组织（SHO）（由精神卫生消费者和/或家庭成员运营）和消费者运营的服务(COS)的数量估计有7467个。在加拿大，CSI（消费者幸存者主动精神）是更好的术语。1991年，当安大略省开始在全省正式资助CSI时，它领先于世界正式承认CSI作为精神卫生部门内提供的核心服务的一部分。（《安大略省消费者幸存者主动精神建立公平的未来》（2009）第7页）。4 通过来自超过60%的前病人团体报告他们支持反精神病学的信念和认为他们自己是“精神科幸存者”，该运动可能表达出与“消费者”标签对比，他们更喜欢“幸存者”标签。 德国最普遍的术语是“Psychiatrie-Betroffene”（受精神科折磨的人/面对精神科的人）和”Psychiatrie-Erfahrene” （经历过精神病学的人）。有时候术语被认为同义的，但有时候前者强调暴力和精神病学的负面方面。德国国家精神科（前）使用者和幸存者协会被称为Bundesverband Psychiatrie-Erfahrener (BPE)。
在当地、国家内、全世界，有许多基层的消费者/幸存者自助团体，它是一个重要的赋权的奠基石。要实现更多的消费者/幸存者替代方案的一个相当大的障碍是缺少资金。像美国国家赋权中心这样的非传统的消费者/幸存者团体，它接受公共资助但质疑正统的精神科治疗，经常因为接受公共资助而受到攻击，并且遭受资金削减。 除了倡议和改革运动之外，自助和使用者/幸存者控制服务的发展是一个中心问题。德国柏林的“逃跑者之家”是一个例子。由“精神科暴力防范组织”运营，它是一个为无家可归的精神科幸存者的反精神病学危机中心，它的居住者可以居住一段有限的时间，并且一半的员工构成是精神科幸存者本身。在瑞典的赫尔辛堡，“Magnus Stenbock”酒店由一个使用者/幸存者组织“RSMH”运营，它给使用者/幸存者一个住在他们自己寓所的机会。它由瑞典政府提供资金和完全由使用者运营。“灵魂的声音”是一个匈牙利的使用者/幸存者组织。“创新路线”是英国伦敦的一个使用者/幸存者组织，它每年在其他支持和倡议活动中上演“疯狂节日”。
WNUSP是一个有联合国咨商地位的。在一段“长时间和困难的讨论”之后，ENUSP和WNUSP（欧洲和世界精神科使用者和幸存者网络）为了包括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所代表的不同团体和地位的身份，决定使用术语（前）精神科使用者和幸存者。WNUSP对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进展做出了贡献，并且制作了一份帮助人们使用它的手册，名字叫《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执行手册》，由Myra Kovary主编。ENUSP是欧盟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咨商机构。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要求下，2007年在德国的德累斯顿一个关于“精神科强迫性治疗：全面回顾”的会议上，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的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会晤，四个主要消费者/幸存者团体的代表也参与其中。
国家精神卫生康复联盟（以前被称为国家精神卫生消费者/幸存者组织联盟）在美国发起运动确保消费者/幸存者在州和国家层面的卫生保健、精神卫生和社会政策发展和实施中有重要发言权，赋予人们康复和在社区过上丰富的生活的权利。 美国麻省自由中心提供和促进非传统和整体的方法，并且为在治疗和保健中由更伟大的选择和选择权表明立场。该中心和纽约伊卡洛斯计划（它不自我确认为消费者/幸存者组织，但是里面有这样认为的参与者）发行了《戒除精神药物减少伤害指南》，并且最近成为《福布斯》商业杂志的一个焦点慈善项目。
由最少七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南非、美国、加拿大、英国、加纳——的联系松散的团体组织的“疯狂的骄傲”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参加者。有一些组织，其目标是继续对精神病的去污名化。另一些派别拒绝用精神药物治疗精神病痛苦，并且寻求精神机构的“保健”以外的替代方案。该运动的许多成员说他们公开讨论他们的奋斗以帮助那些有类似情况的人，并且告知公众。 幸存者David Oaks，思想自由的负责人，主持每月一次的电台节目，并且自由中心发起一个每周一次的调频电台节目，现在它和Pacifica网络的疯狂电台联合，该电台由自由中心的联合创办人Will Hall主持。 一个新的国家消费者/使用者组织的国际联盟于2007年在加拿大发起，叫做“相互关联”组织。
影响
对消费者幸存者主动精神（CSI）的研究表明他们能够帮助社会支持、赋权、精神幸福感、自我管理和简化的服务使用，身份转变和生命质量提高。然而，研究集中在CSI的支持和自助方面，忽略了一点：许多组织是把成员的问题归因于政治和社会机构，并且举办了很多关于社会正义问题的活动。 加拿大最近一系列的研究把参加CSI的个人和那些没有参加的个人比较。两组在广泛的人口统计学变量、自我报告精神科诊断、服务使用和结果测量的基线上的比较是不相上下的。一年半之后，那些参加CSI的人在社会支持和生活质量（日常活动）、更少的精神科住院和更多可能保持就业（受薪或自愿）和/或教育表现出显著的改进。然而，在社区整合和个人赋权方面的测量方面，没有显著不同。该发现有一定限制，虽然活跃组和非活跃组没有在痛苦或住院治疗的测量的基线上有显著不同，活跃组确实有一个更高的平均分，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该组可能有自然的康复模式（趋均数回到平均值）。作者指出消费者运营的组织的明显的积极影响，要付出一小部分专业社区项目的成本才能实现。
进一步的定性研究，表明CSI可以提供一个积极的、受人们欢迎的安全环境；提供与幸存者同伴见面和交谈的机会的社会领域；为成员提供参加和贡献的机会的非传统世界观；为充分连接成员到社区提供机会的社区整合的有效促进者。制度水平的行动主义被理解为导致公众和精神卫生专业人士的改变（关于精神卫生或者精神病，消费者/幸存者的生存经历，他们的意见的合法性，和CSI们的感知价值）和提供服务做法、服务设计、公共政策或者资金分配的实际改变。作者指出这些证据表明这些工作有益于其他消费者/幸存者（现在和将来的）、其他服务提供者、普罗大众和社区。他们也指出对于此有不同的障碍，大多数明显缺乏资助，并且也CSI代表的观点的范围看起来较不狭窄和比以前更有细微差别的和更复杂，并且可能消费者/幸存者社会运动跟过去25年前不一样了。
从消费者/幸存者工作以及一些精神病医生和其他精神卫生专业人士产生的一个显著的主题，是寻求颠覆治疗的悲观主义和支持患病者建立对于他们想要过的生活的个人康复模式，然而，一些人提出这观点会被利用作一个借口 以责备人们不需要康复或公共服务。 对本运动的批评是有的。正统的精神病学视激进的消费者主义至上团体为极端分子，是几乎没有科学基础和没有明确的领导，是“不断地设法限制精神病医生的工作和对严重精神病人的护理”，并且促进在非自愿收治、电休克疗法、兴奋剂和抗抑郁药在儿童中的使用，和安定药在成人中的使用等方面提供虚假信息。然而，反对者持续认为精神病学是地盘意识强和利益驱动的，并且对病人和前病人的自主决策进行污名化和削弱。运动也反对更广泛社会的社会污名或者心智主义/“精神正常主义/理性主义”。
在美国有个社会地位优越的势力，它们由像精神病专家E. Fuller Torrey和Sally Satel这样的人物领导，和一些美国精神病人联盟的领导人一起游说反对消费者/幸存者团体的资助，这些团体促进反精神病学观点或者促进社会和体验性的的复元，而不是生物医学模式的康复，或者那些抗议门诊收治的人。Torrey说到：前病人使用术语“精神科幸存者”这样的描述仅仅是一种“政治正确”，并且为了由于自杀和流浪街头而死去的50万人，谴责幸存者和民权律师。他的指控被描述为煽动性的和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然而，自主决策和自我认同的议题，是比前者更要复杂的问题（而未谈）。